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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品: 胡一川《挖地道》
  • 作者: 胡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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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川,挖地道,146x112cm 1974年

 

胡一川(1910——2000),福建永定人。中国现代著名版画家、油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革命美术活动家。少年时期在印尼读小学,中学就读于厦门集美学校。1929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加入中国第一个左翼美术团体“一八艺社”,任组织委员。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任执行委员。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最早成员,创作有《闸北风景》、《失业工人》、《到前线去》等木刻作品。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任鲁艺美术系教员和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创作水印套色木刻《军民合作》等作品。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创作《牛犋变工队》等套色木刻作品。1949年与徐悲鸿先生共同创建中央美术学院并担任党组书记、教授。1953年授命创建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前身),任校长。

 

生前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人大常委、美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联常委,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顾问、终身教授,广东画院顾问、“20世纪中国油画展”顾问等。代表作品有《牛犋变工队》、《开镣》、《前夜》、《挖地道》、《汕头风光》、《冶春园》、《南海油田》、《石佛寺》等。出版有《胡一川油画风景选》、《胡一川画集》、《胡一川油画》、《胡一川油画集》、《胡一川版画集》等。

 

回忆鲁艺术刻工作团在敌后

胡一川

 

为了使鲁迅先生所培植起来的新兴木刻站在文化战线的前列,发挥左翼木刻的革命传统为抗战服务,1938年冬天,党决定以延安鲁艺木刻研究班罗工柳、彦涵、华山和我作为基础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北方局的李大章同志带领下,渡过黄河,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翻过绵山到太行山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开展木刻宣传工作。

 

敌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决和敌人作尖锐斗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环境。那里的生活是异常紧张的,日寇不断地进行残酷的“扫荡”,物质条件非常差,但不论在哪一个角落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到处都可听到抗战的歌声,政治、军事斗争很突出。木刻在这新的战斗环境应如何开展工作呢?

 

当木刻工作团成立时,我们主观上是想把工作团变为一支木刻轻骑队,驰聘到各个角落、各个阶层里去进行宣传,使木刻成为抗战的武器。从1938年冬自延安出发到1939年春,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举办流动展览会。我们先后曾在晋西一一五师政治部、蟠龙村、双池镇、决死第二纵队、泌县铜川中学、长治县莲花池、决死第三纵队等地开过七次展览会和四个座谈会,在长治县出版的《战斗日报》上出过一期专刊,使太行山区敌后广大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全国的新兴木刻。因为欣赏要求不同,就有各种不同的反映。革命干部看了说“很好”。但也有一部分农民群众看不懂,对于受外国影响较重的作品感到不亲切。大多数群众感到内容与敌后丰富的斗争距离很远,能激动人心和结合敌后斗争的,思想性较高而又易看懂的作品太少了。群众喜欢看有头尾的木刻连环画和套色木刻,鲜明、具体地提出了中国新兴木刻必须实行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要求。

 

流动展览会的方式,虽然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但仅靠办展览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客观的要求了。

 

经过上级党的指示,决定集中精力,先搞连环木刻小册子。华山刻了一套《王家庄》,彦涵刻了一套《张大成》,我刻了一套《太行山下》,都是反映敌后斗争的现实题材。后来由于党报迫切需要图画,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为党报刻木刻。我们除了经常配合社论刻报头、插图、木刻漫画、短小的连环木刻画外,还出过五期《敌后方木刻》,每期约印二万份,随报送发。

 

报社的何云同志为了提高创作质量,轮流派工作团的同志到部队和群众中去深入生活。许多同志深入部队、游击队,参加了战斗。时间虽不长,但接触了不少新人新事。其中有一件小事我的印象是较深的。当日寇进行七路围攻时,我留在报社里工作。有一天我为一篇《紧急动员起来,粉碎敌人的新进攻》的社论刻好一个报头,刚刚送到排字房,与社论一起打了一个样张,就听说日寇离祀祷岩(报社所在地)已经只有五里地了,大家急忙埋藏了机器、铅字,拿起武器,穿过重重封锁,转移到北方局的所在地。“扫荡”过去后,《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武乡又出版了。那一期印有《紧张动员起来,粉碎敌人的进攻》社论的报纸,虽然未能出版,但我无意中打的那份样张却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材料,它表明《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同志们在日寇迫近眉睫时仍然坚持了党报的工作。

 

由于日寇不断地进行“扫荡”,敌后的印刷机器和纸张更加困难了,《敌后方木刻》只好停刊。三套木刻连环画不但没有印出来,而且连原版也被敌人烧光了。

 

工作团又小结了这一阶段的工作,认为在敌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赖笨重的机器来大量复制是困难的,要进一步发挥木刻的威力,就非建立木刻工厂解决印刷问题不可。这是朱德同志和陆定一同志在野政召开的文艺干部大会上又号召文艺工作者加强艺术的战斗性。如何以实际行动来响应这个号召呢?一年多的时间,工作团是做了不少工作,刻了不少作品,印的数量也不少,但作品还没有真正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如何才能把作品深入到群众中去呢?除了不断地改造思想,深入生活,进一步了解对敌斗争和建设新社会的新人新事,了解群众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理想作为歌颂新社会的主要内容外,在表现形式上也应认真探讨,因之,木刻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就成为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来解决的问题了。当工作团于1940年1月8日离开报社时,已经接近旧历年关,根据工作需要,党指示我们搞新年画。工作团的同志以前只在长治县仓促中参观过一家民间不甚完备的木版套色水印年画作坊,可是大家对于这个决定都非常拥护,这是开展新木刻运动,使木刻深入到群众中去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存在困难,但有信心克服。

 

我们一面进行新年画创作,一面筹办印年画的工作。这次的新年画,主要是表现敌后的斗争和生产。在形式上主要学习民间的年画,风格比较单纯明朗。为了解决印刷问题,我们从报社调来一个过去印过年画的装订工人。为了赶时间,我们用几块砖头来代替压纸用的钢版(后来发展到用木柱和夹板来代替,不但简便经济,而且牢固和准确得多),用一块旧牌匾来代替印年画用的案板。经过多方面的想办法也逐渐解决了工具、颜料等问题。第一批刻出来的新年画是罗工柳的《积级养鸡,增加生产》、彦涵的《春耕大吉》和《保卫家乡》、杨筠的《纺织图》和我的《军民合作》等。限于当时的条件,工作团的同志们一面刻画,一面亲自参加印,每天都突击到深夜。当画还没有完全印出来时,住在本村的煤窑工人、农民和一些赶集过路的人都跑来看新鲜,并表示愿意买。我们一共突击印出了一万多张水印套色新年画。除了通过组织散发以外,我和杨筠带了一个小同志于旧历年二十三日下午,到襄垣县被日寇烧毁的西营集市上摆地摊卖年画。由于贴了几份新年画,很新颖,价钱又便宜,赶集的人们都围拥过来,不到三个钟头,几千份年画都卖光了。

 

木刻工作团搞的新年画获得了群众的欢迎。北方局的杨尚昆同志、李大章同志一见面就说年画工作搞得好。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来信说:“……这次勇敢尝试,可以说是已经得到初步的成功……”陆定一同志在干部会上,对于这次年画工作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党和群众都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使我们的信心更大了。

 

为了扩大木刻工作团的工作,组织上先后调邹雅、黄山定、刘韵波、赵在青等同志到工作团来,我们又请了一个善刻能印的赵师傅,进一步解决刻字和印刷上的问题。另外在艺校调了十多位小同志来学习印刷。木刻工厂就正式成立起来了,把水印套色木刻变为经常性的工作,陆续印发了大量的宣传品,如中共中央的十大任务、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妥协,以及有关动员春耕、破路、参军等内容的街头木刻宣传画和木刻传单,此外又有计划出彩色画报和彩色连环画册。

 

为了更广泛开展木刻工作,组织上决定留彦涵在艺校,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木刻干部继续开展水印套色木刻工作。木刻工作团针对当时敌人的残酷“扫荡”,创作了不少政治宣传画和领袖像,更创造了不少与敌人展开宣传战的办法。如通过武工队把各种宣传品夜间带到敌占区去散发,有时甚至把宣传画结合其他宣传品绑在箭头上射到敌人碉堡区里去。

 

1940年秋天,百团大战时,组织上决定罗工柳、刘韵波、邹雅、杨筠和我背着背包,牵着驮了印刷工具的一头小毛驴,通过平汉路到冀南去开辟木刻工作。

 

那里的环境与太行山不同,敌人据点多而且近,基本上是一个游击区。根据当时党的负责人王任重同志的指示:为了适应那里的环境,我们和老百姓一样剃光头包头巾,穿上一件长大褂,离开武装部队,掩蔽在老百姓的家里。首先是办木刻训练班,接着办木刻工厂,搞年画和其他各种政治木刻招贴画、传单等。这样一来,鲁艺术刻工作团的作品不但深入到太行山区的街头巷尾、救亡团体的办公室里、老百姓的家里,而且逐渐推广到其他地区了。

 

原载1961年第4期《美术》

 

 

 

《到前线去》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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